其实，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固然存在，但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激烈。西汉时，董仲书“春秋决狱”就是以道德入法的典型，然而，直到今天，有人叫好，有人批评。道德与法律的关系，反映在两方面，一方面在立法层面，就是那些违反道德的行为可以制定为法律；另一方面是在司法层面，就是那些在道德上的行为在法律处理上应当从重或者从轻。“春秋决狱”如果以道德代替法律，就是司法者代替立法者，为现代法治所不容；如果仅仅是在司法者自由裁量权范围内，引用儒家经典来帮助断案，则无可厚非。

　　为病重的妻子抢钱的案件，涉及道德在司法层面的认定问题。道德在司法层面的是否恰当，必须考虑到，判决考虑了道德因素，有无超出法律的规定，有无超出司法者自由裁量权的问题。其次，考虑到这样的道德因素融入判决之中，是否符合普通人的感受。前者是因为在一个法治社会，法律是衡量我们行为的准则，道德因素*不能成为法外判决的理由，否则就破坏了人们的预期；后者则是因为，司法判决要与普通人的感受相符合，司法不能僵硬地脱离生活，让普通人觉得判决有悖于常理，而无法接受。

　　郎计红被判处“有期徒刑三年、缓刑五年，并处罚金2000元”，其实还是在法律的幅度内，因为按照他的抢夺金额应当判处“三年以上、十年以下有期徒刑”，其中的“三年以上”包括本数，也就是说可以判决三年，这没有逾越法律的规定。同时，根据他的犯罪动机和悔罪表现，以及考虑到郎计红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，对他在法律范围内处*轻的刑罚并适用缓刑，也是可以为普通人所接受的。

　　司法者进行判决时，必须考虑常人的感受，让自己的判决能让社会接受，从而使得司法与社会接轨，得到民众的拥护，这也是所谓的“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相统一”的体现。

　　超越法律范围的判决，是一个违法的判决，而一个不考虑道德和普通人感受的判决，则是一个不符合情理的判决，如何在两者中保持一种平衡，则是司法艺术之所在。